記者探訪“童工”家庭:家里不指望他掙多少錢

  來源:中國青年報田文生201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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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近日,有媒體曝光,江蘇省常熟市一些服裝加工作坊涉嫌雇用童工。事件撕開了社會的一道傷口。是什么原因讓這些未滿16周歲、本應(yīng)在課堂上讀書、無憂無慮地度過青春時光的孩子,站到了機器旁進(jìn)行高強度的勞動?他們及其家庭是被欺騙還是主動作出的選擇?

某位“童工”此前生活的房屋。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田文生/攝

“童工”楊某朋65歲的老奶奶在茶樹叢間尋找和挖掘蟲草。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田文生/攝

近日,有媒體曝光,江蘇省常熟市一些服裝加工作坊涉嫌雇用童工。事件撕開了社會的一道傷口。是什么原因讓這些未滿16周歲、本應(yīng)在課堂上讀書、無憂無慮地度過青春時光的孩子,站到了機器旁進(jìn)行高強度的勞動?他們及其家庭是被欺騙還是主動作出的選擇?

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前往此次事件中部分“童工”的家鄉(xiāng)貴州省安順市進(jìn)行探訪。

年輕人“不讀書就打工”

安順市毗鄰貴州省省會貴陽市,是我國最早確定的甲類旅游開放城市之一。市內(nèi)有馳名中外的黃果樹、龍宮兩個國家首批5A級旅游區(qū),擁有“中國瀑鄉(xiāng)”“屯堡文化之鄉(xiāng)”“蠟染之鄉(xiāng)”“西部之秀”等美譽。

安順是世界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區(qū),海拔1300多米的十二茅坡就位于這片風(fēng)景如畫的土地上。

當(dāng)?shù)厝私榻B說,新中國成立后,十二茅坡曾是軍馬場的分部之一,為部隊繁殖養(yǎng)育軍馬。上世紀(jì)70年代軍馬場被撤,十二茅坡的農(nóng)業(yè)開始興起,出現(xiàn)了一些致力于白芨、石斛等中藥材產(chǎn)業(yè)的公司,還有從事禽業(yè)的公司,漫山遍野種植了茶樹和煙葉。

這片地廣人稀的前軍馬場上,“原住民”并不多。如同工地附近經(jīng)常出現(xiàn)打工族聚居區(qū)一樣,隨著各種企業(yè)的興盛,十二茅坡也開始吸引那些偏遠(yuǎn)地區(qū)的人前來淘金。

外鄉(xiāng)人在這里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購買下破敗不堪的房屋,自此駐留。

楊某朋(本版圖文中人物均不顯示全名--記者注)是此次媒體曝光后官方解救出的“童工”之一。此前,他就隨著奶奶王某英一起生活在十二茅坡某間破舊的房屋里。

記者費盡周折找到王某英時,她正在成片茶山中的茶樹叢間,蜷伏著身體,扒開茶樹枝丫,在茶樹的根部小心而費力地挖掘蟲草。

“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能尋找蟲草?!彼玫纛^頂?shù)牟铇渲φf,因為大量的采掘,蟲草已經(jīng)難以找尋。

“這里的蟲草沒有西藏的那么值錢?!彼f,為了找尋到收購價為每根1.5元的蟲草,需要運氣,更需要勞作,“彎著腰挖半天,累得腰酸背疼”,每天能挖出三五十根,她就非常滿意了。

此前,老人一家居住在鎮(zhèn)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本寨鄉(xiāng)。寨子曾被火燒了3次,“沒法住了”。于是,2011年,他們遷徙到十二茅坡。

購置“新家”花費了3萬多元,幾年前,老人的丈夫去世,買墓地、安葬也花了不少錢,家里由此欠下了債務(wù)。

迫于經(jīng)濟壓力,老人的獨子楊某海--“童工”楊某朋的父親--和妻子去福建等地打工,砍毛竹?!昂軇诶鄣捏w力活,下雨天還做不了,收入低,每年給家里的錢也不多,過年過節(jié)或者家里有大事才回來?!蓖跄秤⒄f。

在“童工”楊某朋外出打工前,65歲的王某英帶著他和他的兩個妹妹留守,艱難地一起生活。

老人說,家里一方面希望孩子多讀書,“長大了成才”,另一方面,又實實在在地承受著經(jīng)濟上的壓力,楊某朋此前在鄰近的雞場中學(xué)念初一,“喜歡玩手機,管不了,孩子自己也不想讀了”。

今年春節(jié),也就是15歲的楊某朋念完初中一年級第一學(xué)期后,一個“老板”來到他們家門口,向大人表示可以帶孩子出門去打工賺錢。

根據(jù)老人和當(dāng)?shù)孛癖姷拿枋?,眼看著老家和“新家”周圍的年輕人都出遠(yuǎn)門去打工,長輩們似乎已經(jīng)確認(rèn)了“年輕人就該出去打工”的鐵律,年輕人“不讀書就打工”儼然成為無需討論的固定模式,沒有其他選擇。至于什么年齡才能外出打工、“童工”是否違法等問題,他們并不太懂,也不在意。

家長和孩子都有這樣的認(rèn)識,就很容易和前來招工的“老板”達(dá)成共識。

當(dāng)時,“招工”很快就完成了。大人主要關(guān)心兩個問題,一是孩子的起居生活有沒有著落,安全有沒有保障,有沒有誰能管教孩子讓他不要學(xué)壞。對此,“老板”說,有老板管著,沒事的。

大人關(guān)心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工資。雙方口頭約定,過年時,“老板”將孩子和錢一并送回來。

關(guān)于工資的數(shù)額,低收入的鄉(xiāng)親們很容易滿足,往往是“老板”報出一個價格,父母感覺“大體差不多”就成交了。

就這樣,今年農(nóng)歷正月,在鄰居眼中“有點叛逆”的楊某朋被父母交給“老板”,“老板”承諾保證孩子的安全。隨后,楊某朋便和后來出現(xiàn)在新聞里的“童工”一道坐車去了廠里。

王某英和他的兒子兒媳并不認(rèn)識前來招工的“老板”,之所以能產(chǎn)生信任,是因為有一個當(dāng)?shù)氐某赡耆嗽凇袄习濉蹦抢锔蛇^兩年,認(rèn)識對方,“知道是做活的,不是做壞事的”。

至于孩子到“老板”的工廠每天干什么活、有沒有任務(wù)、工作的時間有沒有上限等問題,“什么都沒說。”老人搖搖頭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孫子學(xué)習(xí)成績不算好,自己也不想讀書,“不怎么服管教,讓他出去吃點苦,懂得生活的辛苦以后,再看他愿不愿繼續(xù)讀書?!?

這是楊某朋第一次外出打工,老人說,家里不指望他掙多少錢。

楊某朋到了工廠后,曾給家里打過電話,但沒寄過錢。他在電話中告訴老人,“別擔(dān)心,吃的穿的都有,住的也不錯”。

老人帶著他的兩個分別念三年級和四年級的妹妹,繼續(xù)在十二茅坡留守。

楊某朋的離開,并未顯著減輕一家人的生活壓力,老人仍然過得非常拮據(jù),盼望著能在撫養(yǎng)兩個孫女長大的間隙,能有點零工做。

但這個65歲的老奶奶在勞動力市場上并沒有什么競爭力,除了采茶,其他每天能掙幾十元不等的工作都不要她。

相比未來的規(guī)劃,生活的艱辛迫使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更重視當(dāng)下怎樣能活得更好。就這樣,少年楊某朋離開十二茅坡,成為一名“童工”。

“家里條件不好,兒子也想出去”

本次被發(fā)現(xiàn)的“童工”中,14歲的黎某龍和楊某朋一樣居住在十二茅坡,兩人的房屋前后排挨著。

黎某龍的家里擺放著一臺“songli”牌電視機,其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筆記本電腦差不多,此外,除了電飯煲、已不能脫水的老式洗衣機、電燈,就沒有了任何電器。

房屋的墻壁裂開了口子,石灰大片脫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磚。

對于記者的造訪,黎某龍的母親楊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沒進(jìn)過學(xué)堂,連名字都不會寫?!彼L(fēng)一般地跑出去,叫來自己的親戚、同時也是鄰居的熊女士和記者一起交談。

前些年,黎某龍48歲的父親黎某昌在安順等鄰近地區(qū)打工,維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今年,孩子黎某龍也開始打工后,父親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掙得更多。

黎某龍是家里的第二個孩子,16歲的姐姐黎某健現(xiàn)在念初三,成績比較好,獲得了獎狀,希望能繼續(xù)念書;10歲的三妹正在念小學(xué)三年級;8歲的四妹念一年級。

熊女士告訴記者,楊某妹一家生活的貧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她看來,這種極度的貧困,是黎某龍小小年紀(jì)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幾天,楊某妹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碰巧有人過來收廢品,她就把一個廢舊的烤火爐子當(dāng)廢鐵賣了,3毛一斤,賣了15元?!毙芘空f,“她靠這15元支撐了幾天,現(xiàn)在又沒有錢了。”

“孩子上學(xué)的時候,楊某妹會一個人吃午飯,中午從來沒有見她吃過肉?!毙芘苦咧鴾I說,楊某妹經(jīng)常用一點辣椒、加上沒油的野菜,就著一碗飯,沖點水,“泡著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卻沒錢了,發(fā)燒、頭疼,還暈倒了,我就借給她100元,讓她到醫(yī)院去看看?!毙芘空f,“沒想到,過了幾天,她把錢還給了我,說自己在床上睡了幾天,多喝開水,沒去醫(yī)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這一家子住在安順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貓營鎮(zhèn)某村,因為那里的房子已經(jīng)破舊得無法住人,“實在沒辦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這個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機會的地方,楊某妹希望能分擔(dān)丈夫的壓力。

“老板需要零工的時候,我就去。”讓她沮喪的是,沒文化還得照顧孩子的婦女并不吃香--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長時間干活的人,“我很難打上工,一個月能打三五天就不錯了。那些老板說,‘你是帶娃娃的人’?!?

46歲的楊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補貼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讓一家人吃上飯,“實在沒錢了也能賣一點錢”。

盡管生活得非常節(jié)儉,但這個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萬多元的外債。

債務(wù)源于購房,也因為醫(yī)治孩子的病:今年上半年,三女兒黎某芊不小心摔傷了手臂,在紫云縣醫(yī)院治療,花了1萬多元;前年,四女兒黎某歡也曾到貴陽做過手術(shù),花了5000多元。

這樣貧困的家庭,為什么會生育4個孩子?楊某妹稱“大家都這樣”--在偏僻的山鄉(xiāng),一帶又一代的老人傳遞著“養(yǎng)兒防老”的傳統(tǒng)觀念,認(rèn)為多幾個孩子,孩子們之間也相互有個幫襯。

夫婦倆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開支外,都用于供孩子讀書。

念幼兒園時,半年就需3000多元,他們勉力維持。到了義務(wù)教育階段,仍需要給孩子一定的生活費,為了安全,兩個女兒每半年還需要分別交納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費。

這些開支讓這個家庭一直處于困境?!凹依飾l件不好,兒子也想出去?!睏钅趁谜f,自己勸過孩子繼續(xù)讀書,可兒子說,家境不好,自己成績也不好,“不如出去掙點錢”。

“我們就讓他出去試一試,如果能適應(yīng),以后再說?!睏钅趁谜f,“如果適應(yīng)不了,就回家繼續(xù)讀書,長大一些以后,再決定是不是出去打工?!?

黎某龍在念完小學(xué)六年級后,今年開始外出打工。無論是在紫云縣的老家,還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幾乎所有離校的年輕人都出門打工了。在殘酷的生存壓力面前,沒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屬于“童工”。

黎某龍沒有手機,每次和家里聯(lián)系都要借別人的電話,如果家里打來電話,也需要打通別人的手機后,約定一個時間再撥打過去。

電話中,黎某龍告訴家人,“老板”對他很好,吃的也可以,“有時也會抱怨,說加夜班受不了”。

聽見這樣的話,楊某妹就覺得心里難受,勸孩子回來,可孩子表示,至少要堅持1年,“過年回來了再看”。

黎某龍離開家庭的過程,和楊某朋幾乎是一樣的。

“‘老板’到我家門口來,說帶孩子出去打工。”楊某妹回憶說,對方提出工資為包吃管住2500元/月,家人也沒有討價還價就同意了。

至于具體去干什么工作、每天干多長時間、必須完成多少工作量、如何保證孩子必要的休息等細(xì)節(jié),雙方并沒有明確議定。

雙方也沒有簽訂任何書面的合同,僅僅口頭約定,過年時“老板”把孩子送回家,到時候把錢一并交給大人。

為了讓“老板”對孩子好一點,心疼孩子的楊某妹還給“老板”送了花生核桃,這是她當(dāng)時唯一拿得出手的禮物。

楊某妹和丈夫并不知道將自己孩子帶走的“老板”姓甚名誰,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老板”還是“中介”。

這些沒有太多社會經(jīng)驗的父母,堅信“老板”會恪守當(dāng)初面對面許下的承諾。

在采訪中,對于記者的提問,楊某妹很少清晰回答,記者只能不斷地從不同側(cè)面和她交談,盡力拼湊出她的生活方式和內(nèi)心世界。對于“是否相信過‘知識改變命運’”“周圍有沒有人通過讀書考上大學(xué)而獲得好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希望復(fù)制那些‘榜樣’們的人生”等問題,盡管記者用最平易的話進(jìn)行了“翻譯”,楊某妹仍顯得茫然,沒有正面作出清晰的回答。

“沒辦法,要不就要餓肚子”

記者輾轉(zhuǎn)找到此次事件中另一名“童工”韋某勝家里后,聽到的是同樣悲傷的故事。

15歲的韋某勝居住在安順市寧谷鎮(zhèn)某村,家門口就是學(xué)校,記者到訪時,學(xué)校里正傳出瑯瑯讀書聲。

韋某勝79歲訥口少言的爺爺韋某華呆坐在火爐旁,爐里燃燒著他砍來的樹枝,老人的背部幾十年都長著一個碗大的瘤子?;馉t旁還有78歲病重的奶奶--她的身體狀況看上去非常差,鄉(xiāng)鄰說,她“不能動,不能講話,坐著就不能起來”。

韋某華共有5個兒女,目前隨小兒子韋某平--“童工”韋某勝的父親--一起生活。

韋某華說,小兒子從未念過書,“沒什么文化”,此前曾到浙江、廣東等地打工,“干體力活”。今年,因為母親病重,韋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只得留在家里守護母親,偶爾去打零工。

每一個細(xì)節(jié)都透出這個家庭的貧困:石頭砌成的房子已經(jīng)裂口,裂口最寬的地方,足以將手掌放進(jìn)去,“要不是用棍棒撐著,可能就會垮”。

貧窮深深地改變了這個家庭,“有時甚至連吃鹽都成問題”,幾年前,韋某勝的母親決絕地離開了這個家庭。

“雖然窮,我們還是盡量節(jié)約,想讓小孩多識幾個字?!表f某華盯著記者的眼睛說。

在鄉(xiāng)鄰們看來,小學(xué)和初中階段盡管交錢并不多,但仍有一些各種名目的費用,“還是得花錢”。而外出打工,雖然未必能賺多少錢,“但過年起碼能買一件衣服”。

部分鄉(xiāng)親已經(jīng)聽說了韋某勝成為新聞中的“童工”的事,但他們并不認(rèn)為做“童工”是錯誤的決定,相反,是一個“不得不這么做”的決定,“沒辦法,要不就要餓肚子”。

“要養(yǎng)活這一大家人,他父親只能出去打工,他70多歲的爺爺還得去干農(nóng)活?!编l(xiāng)親們說,去年的行情是玉米每斤七八毛、谷子每斤一元零幾分,老人種的所有糧食“值不了幾個錢”,“現(xiàn)在種地基本不賺錢,年輕人還能喂牛喂馬,可是他一個快80歲的老人已經(jīng)不能喂牛喂馬了”。

按照這樣的邏輯,鄉(xiāng)親們認(rèn)為,在韋某勝的父親因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況下,韋某勝成為“童工”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鄉(xiāng)親們掰著手指頭介紹說,村里14~18歲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計有一二十人。他們并不清楚“童工”的定義,對于其中16歲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數(shù)量并沒有印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韋某勝一個人”。

在交談中,鄉(xiāng)親們固然并不認(rèn)為“讀書無用”,但對“讀書有用”的觀點也并不堅守。對于是否每個家庭都能承擔(dān)高中、大學(xué)階段的投入,以及“砸鍋賣鐵”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帶來體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們并不抱有絕對的信心,“有一些大學(xué)生也掙不到錢”。因此,對于那些成績較差、未體現(xiàn)出讀書潛質(zhì)的孩子,這些農(nóng)村的父母和甚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棄。

記者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一個令人擔(dān)憂的狀況是,“童工”家庭甚至都不認(rèn)識前來招工的“老板”,也未對其身份、工作方式、管理方法等信息,進(jìn)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實。

當(dāng)?shù)赜袀餮哉f,曾有“童工”誤入傳銷行業(yè)。這樣的悲劇,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在探訪中,貧困是顯而易見的,對很多問題的答案,卻藏在每個人的心里,沒有人說出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生活的貧窮、對教育投入和產(chǎn)出的不同理解,讓孩子們離開了課桌,過早地在成人世界的驚濤駭浪中拉扯起自己并不結(jié)實的風(fēng)帆。(編輯: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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