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專家剖析“新一輪城市危機”

城市專家剖析“新一輪城市危機”

經濟不平等、階層分化等多種問題滋生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報駐華盛頓記者 王悠然

日前，美國基本書局出版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商業(yè)與創(chuàng)意教授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的新書《新城市危機：我們的城市如何加劇不平等、加深隔離、辜負中產階級，以及我們能做什么？》。佛羅里達在書中表示，城市一向是經濟增長最有力的引擎，但近年來，使城市繁榮的力量同時引發(fā)了紳士化（gentrification，指舊城區(qū)翻新重建后地價升高、社區(qū)條件改善，吸引高收入居民遷入，原有的低收入居民被“擠出”）、隔離、經濟不平等加劇、中產階層衰落等一系列問題。近日，佛羅里達做客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并暢談其主要觀點。

新城市危機影響范圍廣泛

佛羅里達說，20世紀下半葉，美國及不少西方國家出現了中上層人口從城市中心流向郊外以及郊區(qū)城市化現象；21世紀以來，人口和就業(yè)機會開始向城市回流，但這種“城市復興”僅集中于年輕、受教育水平高、富裕的人群，并帶來了不平等加劇、房價和生活成本攀升、“超級明星”城市與其他城市差距拉大等一系列新的挑戰(zhàn)。對此，城市研究學者分為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兩派：前者聚焦于城市化對人類生活條件的改善，認為現今城市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富裕、安全、清潔、健康；后者認為現代城市正在變?yōu)闃O富者獨享的樂園，大眾被置于貧困和不利地位，全球城市化的特征是巨大的經濟、人道主義和生態(tài)危機。那么，城市究竟是創(chuàng)新的引擎、經濟和社會進步的典范，還是不平等與階層分化滋生的溫床？佛羅里達認為，兩派的看法都對，也只有同時從這兩個視角出發(fā)，才能真正理解并應對新城市危機。

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出現了第一次城市危機。去工業(yè)化和白人群飛現象（white flight，指大批白人從種族混合的老城區(qū)移居至種族較為單一的市郊）導致城市流失核心產業(yè)、喪失經濟職能，成為貧困多發(fā)地；暴力犯罪增加，藥物濫用、青少年墮胎等社會問題升級；城市稅收減少，日益依賴聯邦政府的財政扶持。許多城市至今尚未恢復元氣。然而，新城市危機的影響范圍更廣，盡管其兩大標志——經濟不平等加劇和房價上漲在紐約、倫敦、舊金山等正在復興的城市中心體現得最為明顯，衰退中的“銹帶”城市和較多依賴能源、旅游、房地產行業(yè)的“太陽帶”城市同樣受到沖擊；在郊區(qū)，經濟和種族隔離、空間不平等、長期貧困正在變得像在城市中一樣常見。從這個角度看，新城市危機也是郊區(qū)的危機、城市化的危機，是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明顯表現。

新城市危機包含多重維度

在佛羅里達看來，新城市危機包含五個關鍵維度。第一個維度是少數“超級明星”城市（如紐約、倫敦、香港、洛杉磯、巴黎）以及知識、技術密集城市（如舊金山灣區(qū)、華盛頓特區(qū)、波士頓、西雅圖）與其他城市之間深刻且日漸擴大的經濟差距。前兩類城市聚集了世界領先的高價值產業(yè)、高技術企業(yè)、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及其頂尖人才。根據佛羅里達等人2016年的一項研究，舊金山灣區(qū)、波士頓、紐約、洛杉磯、圣地亞哥、倫敦、華盛頓特區(qū)吸收了全球近50%的高技術風險投資資金。

第二個維度是“超級明星”城市自身的危機。這些城市房價高至常人難以企及，不平等程度驚人，紳士化升級至富豪化地步。一些富有活力和創(chuàng)新力的社區(qū)正在變成擺設，超級富豪在此購置高端房產作為投資，而非居住。被“擠出”的不僅是社區(qū)藝術家和創(chuàng)意人士，越來越多的高收入知識工作者也只能眼看著自己的財富被高房價吞噬。藍領、服務業(yè)工人、貧困和弱勢群體則更是直面危機，他們被迫離開了“超級明星”城市。然而，工薪階層和底層勞動者的流失對城市發(fā)展并無益處，當教師、警察、消防員、護士、家政工人等群體負擔不起與工作地點距離合理的居所時，城市經濟運行很難不受影響。

第三個維度是城市和大都市區(qū)內與日俱增的不平等、隔離、分化現象。新城市危機的標志之一是中產階層及其社區(qū)的消失，而這曾是美國夢的化身。據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學研究生院教授肖恩·F.里爾登（Sean F. Reardon）等人2016年發(fā)表的一項研究顯示，1970—2012年，在美國117個人口不少于50萬人的大都市區(qū)，收入顯著低于當地中位數的居民家庭占比從15%升至34%，中等收入家庭占比從65%降至40%。據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發(fā)布的數據，2000—2014年美國有203個大都市區(qū)中產階層人口比例下降，160個大都市區(qū)低收入人口比例上升。隨著中產階層空心化，“城區(qū)窮郊區(qū)富”的舊模式正在轉變?yōu)椤捌礈愂酱蠖际小?，即城區(qū)和郊區(qū)都穿插著少數富人區(qū)和多數窮人區(qū)。

第四個維度是，新城市危機也是郊區(qū)危機的萌芽。傳統(tǒng)印象中的美國郊區(qū)中產階級的生活圖景已經褪色。據布魯金斯學會統(tǒng)計，1970—2011年美國城市貧困人口數量從740萬升至1340萬，郊區(qū)貧困人口數量從640萬升至1640萬，而2000年以前城市貧困人口數量一直超過郊區(qū)。造成郊區(qū)貧困的原因一部分在于負擔不起城區(qū)房價的居民流入郊區(qū)，大部分則是越來越多的郊區(qū)中等收入者因失業(yè)或房價上升而跌出這一階層。

第五個維度是發(fā)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危機。樂觀派學者相信，就像美國、歐洲、日本一樣，城市化最終將推動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中產階層擴大。但在發(fā)展中國家許多城市化高速推進的地區(qū)，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之間的關聯鏈斷開了。據聯合國統(tǒng)計，盡管2000—2010年發(fā)展中國家每年大約減少2200萬貧民窟居民，但這方面的努力還不足以遏制居住在非正式居所的人口增長；2014年發(fā)展中國家仍約有8.81億城市人口生活在貧民窟中，較1990年大約增加了28%。

建構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模式

 佛羅里達表示，盡管新一輪城市危機令人擔憂，但他對城市化并未喪失信心。如果危機來自城市，那解決方案也一樣，出路是更多而非更少的城市化。但是，今天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經過改進的、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模式——“所有人的城市化”。

為此，佛羅里達建議從七個關鍵方面著手：改革城市規(guī)劃和建設規(guī)范、稅收政策，以確保人才和經濟資本的集聚效應造福于全體居民；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以促進城市集群發(fā)展、提高密度，限制高成本、無效率的城市蔓延；在城市中心區(qū)建造更多普通人負擔得起的租賃性住宅；使低收入服務性崗位變成能養(yǎng)家糊口的工作，擴大中產階層；通過投資特定人群和地區(qū)來減少集中貧困；開展全球合作，在發(fā)展中國家快速城市化地區(qū)建設更強健、更繁榮的城市；賦權于社區(qū)和地方領導者，發(fā)展當地經濟。

（編輯：宇強）